牛犁 今年41岁，现任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国内外宏观经济、能源战略以及国际油价等领域研究工作。自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国家信息中心工作至今。

　　【核心观点】

　　“一般政府换届后，新一届政府都有新的发展思路和新气象，会激发各地改革开放和加快发展的热情。回顾中国几十年的政治周期，每次政府换届之后的年景，都是经济增长比较好的年景。”

　　“我们不需要出名，只要通过正常的渠道发声就可以了。”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说，相比大学里的经济学者，他们更加低调，更了解“实际情况”。

　　国家信息中心的上级主管单位是国家发改委，也是政府部门下属的重要研究机构。这些机构的主要职能定位即是政府的智囊参谋，对经济形势重大热点问题进行分析研判、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因为身在智囊机构，牛犁的工作也与政府部门非常紧密。例如经常要去参加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国家能源局等部门的形势研讨会，以及全国人大财经委、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等单位的会议等。他所在的经济预测部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定期向政府部门提交经济形势的回顾分析以及预测，为政府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提供宏观决策支持。

　　牛犁说，与大学里经济学者更注重理论以及研究方法不同，智囊机构往往对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更为熟悉。

　　他举例说明：“金融危机的时候，国际油价跌至每桶40美元以下，有人就说国际油价跌了那么多，中石油、中石化为什么不多进点油，多存点油？但现实的情况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经济不行了，导致油价下跌。中国占世界石油增量的30%-40%，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了，油价就下来了。在中国需求不旺时，中石油、中石化的库存压力很大，再多进油也没有库容了。但如果不了解情况，就可能指责央企‘买涨不买落’、维护垄断。其实这是对实际经济运行的真实情况了解不深入的反应。”

　　一位经济学界同行评价牛犁：“他是一个谦和低调而务实的研究者，对现实问题有着深刻地把握。”他确实很低调，截至目前，他还没有微博账号。牛犁告诉记者，此前很多门户网站都曾来游说，希望他开通微博，但都被他婉拒。

　　因为工作与政府部门联系紧密，智囊机构的人有时也难免被人误解，被认为是与政府部门一个鼻孔出气。

　　采访中，牛犁强调，“我们不是政府行政部门，不需要为政策辩护，我们的意见建议相对客观独立，只是给政府出主意，但并不决策。”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内见分晓”

　　调结构做起来比较难

　　新京报:7、8月份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持续下滑的态势并未遏制，除了有外部经济环境不好之外，内在的原因是什么？

　　牛犁：整体的宏观经济面还在减速，所以政府微调的力度还在加大，例如近期披露的轨道交通项目等。

　　内因主要是重工业增速慢、企业经营困难，库存大，企业面临中长期去产能化的艰巨任务，结构性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

　　2003-2008年经济扩张期积累了大量的产能。按说危机时期应该去消化这些产能，但是全球经济危机后，当时为了防止经济跌入谷底，我们又实施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等，把本来该淘汰的部分产能延续下来了，积累了更多的产能压力，调整起来更难。

　　这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人口红利开始下降，同时伴随着居民的储蓄率可能会下降，资本的积累、资本存量也要接近峰值的位置。从全要素贡献率看，技术研发进步缓慢，企业经营困难，亏损加大，很难拿出钱再去加大研发、科技创新。

　　因此，中国潜在增长水平是在下降的。另外，全球经济格局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中低端的需求在减少，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丧失。所以现在我们迫切需要结构调整，技术升级换代，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盈利点。

　　新京报：你是否看到目前有结构调整的迹象？

　　牛犁：结构调整我们一直在全力推进，只是进展较慢。国家层面的调整和微观层面的实施确实有不同，做起来是比较难的。

　　国家层面的结构调整主要是三个层次：一是需求角度，原来我们更多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现在要慢慢转为消费、投资、出口三个协调拉动，或者说把消费补足，加大消费的比重。这些年，我们的投资率一直不断上升，消费率一直下滑，要根本改善有赖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老百姓的收入。

　　二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我们长期以来依赖工业或者说二产，现在要一、二、三产协调拉动，尤其是三产长期偏低的情况要调整。以前出台的政策很多都是支持工业发展的，很少是支持服务业的，哪怕是有些高科技研发企业拿到了优惠政策，但是拿到了地之后，还是去搞房地产，因为房地产比研发来钱更快。

　　三是要素结构方面变化，原来我们发展依靠投钱、投人，现在要更多加大技术研发。现在企业经营困难，但谁结构调整的好，能找到新的技术突破口，谁就先走出危机。国家要加大科技研发的整体投入，加大民生基础设施建设，不要再推动高耗能和产能过剩行业的生产建设。

　　一直以来我们科技研发经费占GDP的投入都是有目标的，但是基本上都没有实现过，包括“十一五”设定的指标也没有完成。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多少年来始终没有达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