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别人当朋友,别人把我当‘鱼’钓。在‘利’字当头的商人眼中,我成了拉拢腐蚀的重点对象,成了‘猎物’。”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原副主任、省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原主任夏平说。

这句话,出现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忏悔与剖析》栏目公布的夏平的悔过书中。该栏目推出3年来,至今已经披露了22名违纪违法者的忏悔录。

《法制日报》记者逐篇梳理发现,其中有12人在忏悔录中将交友不慎作为自己腐败的原因之一,占比达到54.5%。

个别干部成“猎物”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文称,因为长期在经济部门工作,管着项目、资金和政策,“平民厅长”夏平成为了老板们拉拢腐蚀的重点对象。

2009年年初,湖北某建筑集团的一名项目经理认识了夏平,为了能承接省无线电监测网扩容升级工程基建项目,这名项目经理想方设法跟夏平套近乎。

通过邀请夏平打牌、送现金、送名表等手段,这名项目经理终于如愿以偿,他所在的建筑集团顺利中标该工程,合同金额达1.288亿元。事后,这名项目经理为感谢夏平,又送给他现金、金条和加油卡。

在夏平周围,像这名项目经理这样的老板“朋友”还有一大堆。为了拉拢夏平,另一名老板除了送钱给夏平外,还花35万元为夏平装修房子。在夏平的关照和操作下,这名老板实际负责的公司获得了某政策扶持资金共计530万元。

夏平在忏悔书里写道:“我把别人当朋友,别人把我当‘鱼’钓。在‘利’字当头的商人眼中,我成了拉拢腐蚀的重点对象,成了‘猎物’。”

“这些人与我交朋友,看中的是我这个厅长的职位。所谓交友的目的也不是朋友之间的交情,而是权钱交易。”夏平悔恨不已,进而总结说,自己出问题,“缺乏自重,交友不慎是重要原因”。

四川省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平兴在悔过书中总结教训时说:“没有处理好与合作企业或行政审批对象的交往关系,将工作与交友混为一谈,为不正当利益交换埋下了隐患。”

“交友不慎,影响深远,滑向深渊,难以回头。”广东电网公司原总经理吴周春在反思自己的蜕变过程时认为。

贵州省水利厅原厅长黎平,更是“交友不慎,自坠深渊”。

梳理22份忏悔录可以发现,总计有12人提及“交友不慎”,同时将这作为自己蜕变腐败的原因之一。

对此现象,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告诉《法制日报》记者,领导干部生活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他们需要交朋友,也需要有一个健康的交往关系。好的朋友能起到警示作用,坏的朋友就能把领导干部拉下马。所以,领导干部能不能处理好朋友圈,也是考验领导干部政治素质的重要标识。

在庄德水看来,很多官员交友不慎、受人情的诱惑,往往通过交友形成利益网络或集团,垄断国家公共资源,从而跌入腐败的深渊。

“朋友圈”不是私事

在夏平一案中,湖北某建筑集团的一名项目经理是通过邀请夏平打牌、送现金、送名表等手段与夏平套近乎,接着两人成了“朋友”。

吴周春是经人介绍认识了商人贺某,进而结为“朋友”。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文介绍,贺某文化程度不高,但因仪表堂堂,出手阔绰,在广州电力系统圈内颇得人缘。贺某通过请吃喝、陪吴周春的家属旅游等手段,很快赢得了吴周春的青睐。

吴周春视贺某为“铁杆盟友”,甘心为其在电力系统内牟取巨大利益铺路搭桥。据统计,仅在广东电网招标的物资供应这一块,4年内,贺某及其企业获得的采购合同额度就达17.19亿元。当然,贺某也成为了吴周春不折不扣的“提款机”。

重庆市城口县人大原党组书记、主任于少东,则是老板们通过攀亲附友与其成了“好朋友”。

于少东在忏悔书中说:“在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与老板们的接触渐渐多了起来。老板们的热情和对我的支持让我十分感动。”

“城口是个小地方,本地人之间或多或少都能扯上这样那样的各种关系。通过攀亲附友的交往,一些老板就与我们成了‘好朋友’、‘兄弟伙’。”于少东反思道,从此以后,他手中的公权力也自觉向“朋友”倾斜。

例如,在锰矿老板汪某因涉嫌犯罪被立案侦查后,他利用职务影响为汪某开脱减轻罪责。为此,汪某一次就送给于少东30万元。

黎平则是被“损友”拉下水的。

做生意的王某偶然间认识了黎平,随后,有意识地与他多接触。随着时间流逝,两人成了“朋友”。

王某在交往中发现,平时很难约到的“大忙人”黎平,对娱乐场所却乐在其中。王某动起了歪脑筋,频繁约黎平到某夜总会唱歌,并将包括邓某在内的不同女性介绍给黎平。黎平在声色诱惑面前,忘记了党纪国法。

为了获取更多的金钱来挥霍、包养情妇,黎平就想方设法牟取不义之财,此时,他的另一个“朋友”蔡某开始“鼎力相助”,截至案发时先后奉上贿赂款共计446万余元。

“我在经济问题上犯错误与和蔡某的结交有着直接关系。”黎平在悔过书中反思说。

那么,面对“朋友”的各种诱惑,一些领导干部为何不能警觉,反而执意走上腐败道路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副主任杜治洲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从这些现象可以看出,一些领导干部周围的“朋友”对腐败的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在双方长期的不正常交往中,这些“朋友”一步步把一些领导干部“拉下水”。

“外因仅是起到影响作用,内因才起决定作用。一些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才会落入所谓‘朋友’的圈套。”杜治洲表示。

庄德水分析认为,很多人亲近领导干部,往往是看重他们手中的权力。朋友圈表面看似乎是领导干部的私人事情,但是实际上关乎公共利益。之所以出现这种不正常关系,还在于一些领导干部的权力过大,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

从制度上划出界限

落马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绿化委员会原副主任彭振华说:“回想自己走上违法犯罪的过程,回想自己与所谓的朋友、熟人从吃喝到利用职权为他们谋取利益,到自己不计后果地收取不义之财,真是不堪回首。”

福建省南安市委原书记骆国清发现:“更为可恶的是,这些企业家给我送钱,并不是因为与我感情有多好,其实都有目的,是地地道道的权钱交易丑剧。”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平兴,则是将自己封闭在一个小圈子里,与“圈内朋友”结成利益共同体。未曾想大难临头各自飞,将自己供出的,正是所谓的“朋友”。

甚至有落马领导干部幡然醒悟:“少与商人打交道。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机关算尽,他在与你接触中总是施以小利换取大利。当你有权时,弟长兄短,一旦你失去权力之时,他会加足劲,把你踢得很远很远。”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就此现象提出,广大干部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

如何从制度上划出“官”“商”公私分明的界限呢?

杜治洲认为,一方面,领导干部在面对“朋友”交往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觉,保持清醒的辨别力和坚定的控制力,严于律己；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在党规层面规范领导干部与商人之间的过密交往,竖起一道“防火墙”,防止领导干部被“围猎”。

庄德水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一方面,领导干部要提高自身鉴别力；另一方面,从组织管理上,需要对领导干部八小时工作外的交际进行时时监督,但并非是侵犯私人领域,而是起到一个警醒的作用。

庄德水还建议,可以建立相应的制度机制,比如要求领导干部在报告个人事项上增加一栏,把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朋友关系填写其中,这样也有利于保护领导干部。

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净化畸形官商“朋友圈”,还是需要从制度上厘清权力边界,铲除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土壤,划定领导干部正常交友明确而具体的边界。（法制网）